西部大开发再迎重大政策利好

所以，厘清思想家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特色，是理解他们为何提出这种思想以及挖掘这些思想的意义的根本性前提。

福柯关注的是对权力运行的谱系性描述和揭示，而哈贝马斯关注的是建立一种有关权力和话语的规范性政治?法律理论。杨帆，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 进入专题： 法哲学 哈贝马斯 福柯 。

交往理性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是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理性的事实一样的硬存在。第一类看法实际上是法学家们对社会学或者法社会学的一种常见误解。因此，哈贝马斯提倡的交往理性与传统的工具理性所对应的主体观是不同的。而后者认为权力是相互的，权力关系是连续的、互惠的、相互转换的，是更值得被关注的权力形式。另一方面也要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兼顾现实实践的规范构成性。

这些话很好地描述了哈贝马斯对交往权力的理想化定位。如果仅仅粗糙地将他们归纳法律的外部视角，那么这一争议的重要法哲学意义就很难显现。一、教师及教师职业行为的范围界定 作为部门规章，首先需要在总则部分对规章适用对象即教师的范围进行界定，教师范围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等上位法相衔接。

《处分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受到处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须先向原处分决定单位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向原处分决定单位的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提出申诉。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教师同时提请校内申诉和复议、诉讼的，行政机关或者法院应当受理，但是需等待校内申诉结果出来再进行实质审查，校内申诉结论将作为复议和诉讼中对事实认定的重要依据。(3)综上，部门规章对教师范围的界定应当具有周延性，既包括专业人员的直接适用，又涉及教辅人员的参照适用，同时还需要对军队教师和外籍教师作出特别规定。另一方面，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同样履行对教师的管理职权，教师有义务服从学校的内部管理规定。

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进行专门立法的直接目的是规范教师的职业行为，同时兼具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目的，而最终目的在于维护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是对规范围的解释，规即规范，既包括法律规范也包括道德规范。

从现有的师德评价规范性文件来看，其中处理和处分是按照情节轻重进行界分的，(6)但是这种方式也有诸多弊端，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处分规定》)第五条，处分的形式包括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撤职开除等，在相关立法规定的解聘、行政处分之外，设定了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暂停教学工作、降低岗位等级、取消一定年限内的晋升资格、撤销人才计划称号等其他众多处理方式。二是教师利用教师身份进行的行为亦在教师职业管理规范约束或保障范围内，而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内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活动。内部救济仅有教师申诉一种，教师申诉主要是指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做出的职业违规行为处理决定不服，或者认为处理决定存在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请求所属机构内部的教师申诉委员会对其加以审查。在校外救济方面，校外申诉和人事仲裁是择一还是允许叠加，需要立法进一步明确。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教师法第三条之规定：本法于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学校编制内，按月支给待遇，并依法取得教师资格之专任教师适用之，台湾地区教师法体系下的教师是指公立学校和已经备案的私立学校中编制内依法取得教师资格的教师。就全面列举模式而言，其优点在于能够覆盖所有教师职业违规行为，但缺点也明显，会造成立法的繁琐和冗杂，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规范的体系性和位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教师法修订草案》)第四十八条明文规定了教师违反法定义务和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等行为需要处理处分，故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将其中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加以细化规定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需要将违背师德的行为认定为违规行为，一方面有助于保障教师权益，以便对教师违背师德行为的处理条件、处理程序等要件做出进一步规范。

换言之，教师违反教育行政管理规定同样应被认定为违规行为。例如，教师在下班途中因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被交警罚款，这就不属于教师职业行为的范畴。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听证程序的规定。四是设立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

基于此，设立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更为贴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国务院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但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则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5)辅助规章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地教师违规行为的处理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指导，而这些地方的实施细则中的有益经验则可以为专门立法所借鉴。过罚相当作为科学立法的应有内涵，将会直接影响规范的效力以及规范实施的实际效果。而道德规范则仅指被法定化的那一部分道德规范。而针对校外申诉，笔者认为应当与行政复议合并，两者虽然名字不同，但是功能一致，故避免以词害意，究其根本，又防止与校内申诉混淆，将校外申诉直接用行政复议代替。

此外，在人员组成上，需要规定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但同时仍要保留吸收法律专业人士意见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指违法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违法，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所要规范的对象是教师的违规行为，因此，违法主要是指违反《教师法》及其他教育法律中教师的法定义务，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对教师义务的规定。

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六个问题：一是教师及教师职业行为的范围界定。第三，委员会在作出处理决定前，还需听取学生、其他教师、家长委员会或者家长代表意见。

当然，无论是教育行政管理规定还是学校内部管理规定，本身还存在合法性的问题，这在本质上涉及对规范性文件乃至校内法的合法性审查，这非本文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在此不赘述。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实践中的教师违规行为处理多受舆论的挟持。

综上所述，专门立法可以考虑专门规定一个措施适用条款，并且采取基本处理方式+引致条款的立法形式，规定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的适用情形，其中包括裁量基准和处理方式，形成全面而系统的处理措施的适用方案，为处理措施的具体适用搭建整体框架并提供规范性指引。我国台湾地区教师法中关于教师的定义也对笔者提出的教师范围的广义界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从法律适用来看，之所以不主张使用师德考核委员会之名，而代之以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之名，原因在于：师德不符合法律用语的明确性和排他性要求，现实中每个人对师德内涵的理解都有所不同，而职业违规行为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1]师德师风建设又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引起了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目前国内学校普遍采用的违规行为处理模式有两类：单位领导直接决定模式和多主体参与决定模式。具体而言，高校与中小学各内设机构成立教师违规行为监督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本机构内教师违规行为监督工作。

二、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认定及规定方式的确定 从宏观上来看，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认定，应当聚焦在对职业违规这个中心词的阐释上。从具体的规定来看，不同类型教师的职业违规行为既有交集又有差异，(4)因此，专门立法在规定教师职业违规行为时需要通过立法技术进行选择，以更好地对不同类型教师的违规行为进行规定。

第二，充分保障教师的程序性权利，如陈述权、申辩权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具体而言，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将教师的校内救济规定作为其他救济方式的前置程序。

首先，教师职业行为并非教师本人所实施的所有行为。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但是现行的《幼儿园处理办法》和《中小学处理办法》以及教育部发布的《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均对相关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列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违背师德行为处理的规范层级，并对不同阶段教师违背师德的行为进行整合。

《教师法修订草案》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规定，教师必须先向处分作出单位的教师申诉处理委员会提请申诉，对申诉结果不服的才能向学校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或者向同级综合人事管理部门申请人事争议仲裁。（6）如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情节较轻的予以处理，情节较重的予以处分。

（8）校内申诉结果包含校内处理机关不予受理教师申诉或不予答复教师等不作为的情形。第五，对于拟作出降低岗位等级以上的处分，委员会应当组织听证。

但同时为有效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可以考虑在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期限的规定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保持一致。近年来，随着网络不断深入人们生活，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频繁爆出教师因为诸如道德失范等行为而被学校开除的新闻，引发舆情事件。